需要多少億萬富翁才能湊足世界人口財富凈值的一半？在2015 年，地球上最富有的62 個人所擁有的私人財富凈值，就與人類較為貧窮的那一半，即超過35 億人擁有的一樣多了。如果他們決定一起去野外旅游，一輛大客車就可以把他們?nèi)垦b下。而在前一年，需要85 個億萬富翁才能達到這一門檻，也許一輛更寬敞的雙層巴士才能容納他們。在不久前的2010 年，這類人要不少于388 個，他們的資產(chǎn)才能相當于全球較為貧窮的那一半人擁有的資產(chǎn)，這就需要一個小型車隊，或者一架普通的波音777 或者空客A340 飛機。
然而，不平等并非僅僅是由一些億萬富翁造成的。世界上最富有的1%的家庭現(xiàn)在擁有略微超過一半的全球私人財富凈值。如果把他們一些藏匿在海外賬戶的資產(chǎn)包含在內(nèi)，將會使得這一分布進一步偏斜。如此懸殊的差距也并不是簡單地由發(fā)達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之間平均收入的巨大差異造成的。各個社會中存在相似的不平衡。最富有的20 個美國人現(xiàn)在擁有的財富與這個國家底層的那一半家庭合起來的一樣多，而收入最高的1% 群體占了國民總收入的1/5。不平等程度在世界大部分地方都在上升。最近的幾十年當中，在歐洲和北美、前蘇聯(lián)地區(qū)、中國、印度，以及其他一些地方，收入和財富分布都變得更加不均衡了。同時，擁有財富的人在此基礎上會獲得更多財富：在美國，收入最高的1% 群體中最能賺錢的1%（收入最高的0.01%）將他們的收入占比從20 世紀70 年代的水平提高了幾乎6 倍，該組中收入最高的10% 群體（收入最高的0.1%）提高了4 倍，剩下的大約75% 的人的平均收益增長則遠遠低于這些更高層次的群體。
這所謂的“1%”可能是順口而出的一個簡單代稱，也是我在本書中反復使用的，但是它可能也起到了把財富在更少數(shù)人手中集中的程度模糊化的作用。在19 世紀50 年代，納撒尼亞爾·帕克·威利斯創(chuàng)造出“上面的一萬人”這一詞匯來形容紐約的上流社會。我們現(xiàn)在可能需要使用該詞匯的一個變體——“上面第一萬人”對那些為擴大貧富差距做出“最大貢獻”的人進行公正的評價。即使在這種上流社會的群體之中，那些在最頂層的人還是會超越其他人。當前，美國最大的私人財富大約是美國平均家庭年收入的100 萬倍，這個倍數(shù)要比其在1982 年的時候高20 倍。即使如此，美國面對中國也會相形見絀，雖然后者的名義GDP（國內(nèi)生產(chǎn)總值）還是相當小，但有更大數(shù)量的財富以美元計算的億萬富翁。
所有這些都招致了越來越多的焦慮。在2013 年，時任美國總統(tǒng)巴拉克·奧巴馬已經(jīng)把不斷上升的不平等當作一種“明確的挑戰(zhàn)”：
這是一種危險且不斷增長的不平等，而且向上流動性的缺乏已經(jīng)危害了美國中產(chǎn)階級的基本信念——如果你努力工作，你就有機會獲得成功。我相信這是我們需要在這個時代面對的明確挑戰(zhàn)，即確保我們的經(jīng)濟發(fā)展服務于每一個勤勞的美國人。
2011 年，投資商、億萬富翁沃倫·巴菲特曾憤懣地說，他和他“超級有錢的朋友”沒有支付足夠的稅收。這些觀點得到了廣泛傳播。2013 年，一本關于資本主義不平等的、長達700 頁的學術著作，在出版之后的18 個月內(nèi)賣出150 萬本，并且躍居《紐約時報》非虛構(gòu)類精裝暢銷書榜榜首。
在民主黨為2016 年總統(tǒng)選舉進行的黨內(nèi)初選當中，參議員伯尼·桑德斯對于“富豪階層”的無情譴責吸引了大量人群，草根支持者給予數(shù)以百萬計的小額捐助。中國也在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面做出了努力。谷歌打消了我們?nèi)康囊蓱]，它就位于我所居住的舊金山灣區(qū)，是這里最大的不平等制造者之一，借助它我們能夠追蹤公眾對收入不平等問題日益增長的關注程度。
所以，有錢人是不是簡單地變得越來越有錢了？并不完全如此。相對于億萬富翁階層，或者更為寬泛地說是“1%”階層所有備受爭議的貪婪而言，美國最高收入群體的收入占比只是到最近才趕上了1929 年的水平，現(xiàn)在資產(chǎn)集中的嚴重程度要比那個年代的更為輕微。在“一戰(zhàn)”前夕的英國，最富有的1/10 家庭令人震驚地擁有所有私人財富的92%，幾乎把所有人都排擠出去了；今時今日他們的收入占比僅略微超過全體的一半。較高的不平等程度有一個非常長的譜系。2 000 年以前，古羅馬最大的私人財富幾乎等于帝國平均年人均收入的150 萬倍，大致相當于比爾·蓋茨的財富和今天普通美國人財富之間比例的水平。就我們所知，羅馬收入不平等的總體程度也與美國的沒有太大的差異。然而，到大約公元600 年前后的教皇大格里高利的時代，大莊園已經(jīng)消失，給羅馬貴族留下的財富少到他們要依賴教皇的施舍來維持生存。在這種情況下，不平等現(xiàn)象減少了，因為盡管許多人變窮了，但富人損失更大。在其他情況下，工人的生活質(zhì)量有所好轉(zhuǎn)，資本回報率卻下降了：在黑死病之后的西歐，實際工資增長了一兩倍，工人一邊吃肉一邊喝啤酒，地主則竭力保持體面，這就是一個著名的例子。
收入和財富的分布是如何隨著時間推移而發(fā)展的？為什么有時候它會有如此大的變化？就近年來不平等所受到的巨大關注而言，我們對這一點的了解要比預料的少得多。高額技術性獎金資助的機構(gòu)經(jīng)常處理的一個問題巨大且日益嚴重、緊迫：為什么收入在上一代發(fā)展的過程中往往越來越集中？關于20 世紀早些時候世界上大部分地區(qū)的不平等現(xiàn)象大量減少的驅(qū)動因素的記錄還很少，而在更久遠的歷史時期，物質(zhì)資源的分配遠沒有這么多。可以肯定的是，人們?yōu)楫斀袷澜缡杖氩罹嗳找鏀U大擔憂，這為長期的不平等研究提供了動力，正如當代氣候變化鼓勵人們分析相關歷史數(shù)據(jù)一樣。但我們?nèi)匀蝗狈Υ缶值恼_理解，即一個覆蓋了大部分可觀測歷史的全球性調(diào)查。一種跨文化、比較性和長期的觀點對于我們理解影響收入和財富分配的機制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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